有一种意见认为，补充性行政法规是行政长官以行政首长的身份制定，而独立行政法规是以地区首长的身份制定。
应当说，1982年宪法在总体上是一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完善的宪法，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天衣都是有缝的，宪法当然也是有缺陷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重申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但政治报告中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
目前执政党的权力一般是由执政党通过党规党律的形式进行党的自我限制与约束，而没有纳入宪法法律的监督体系，党的自我监督当然重要，但自我监督是一种忽视他律的监督，是超越宪法法律之外的监督，所以，从执政党长期执政的现实出发，还是将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监督更可靠。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第85条规定，国务院除了行使根据宪法、法律和法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定和命令等17项职权外，还可以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宪法权利必须对应于政府责任，宪法权利只有政府才能造成侵害，宪法也是出于防止政府对公民基本权利可能造成的侵害才以根本法的形式加以确认的，所以对公民而言，享有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是以其人性尊严为基础与前提的，它不以公民是否履行宪法上规定的义务为要件。邓小平认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后者是封闭的，抵制国家的干涉，形成市场经济环境，通过平等竞争追求个人私利。
他发掘社会权力在公民社会中的重要意义：社会权力不仅与国家权力互动，而且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和源泉。至于政治自由权与政治参与权，即参与又抗衡国家权力的权利，通称为政治人权。[4]（二）公民社会是实现政治人权和公民权的基础针对如何实现政治人权和公民权的疑问，郭教授提出了他的公民社会理论。将社会权力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相联系，是郭教授基于对三十年来中国政治改革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而公民的权利中所谓的公民实际上泛指社会人或国民，其权利既包括了政治权利，也包括了生存权等各种私人权利。郭教授同时是力主在中国实行宪政的代表性学者。
基于对国家权力的多元化、社会化的判断，郭教授认为社会权力对国家权力的作用有二：一是，不断地要求国家放权，促使被国家权力吞噬的社会权利与权力还归社会。[4]55（一）学界对社会权力理论的评论社会权力这一创造性的理论提出至今，已受到多名中外专家的关注和好评。宪政社会主义要以社会主体的权利和社会权力为本位，而不是以国家或者政府的权力为本位。由此促成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二元并立，互动互控的局面。
他近年来所倡导的社会权力、公民社会、宪政社会主义等理论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在公共领域，由公民自愿组成社团及其活动或发动的社会运动，使私人利益转化为公众利益或公共利益，使私领域中的诉求扩展为公共诉求，使自然人、经济动物变为政治人、政治动物，使私人社会转化为公人(公民）社会[4]371三、公民社会中社会权力的重要意义早在提出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同时，郭教授把权力也相应划分为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共产主义本来就是要克服人的异化，促使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还原自由这个人的社会本质。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人权有些是基于人的自然本性，生而有之的，即人的自然权利或天赋人权。
郭教授所建构的制约国家权力的三维模式：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形成了适应中国现实需要的控权法理学。一方面是社会权力作为国家权力补充，公民社会本身的自由、自主、自治的法治需求。
公民的权利经过社会组织的整合，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形成对国家权力的影响力与支配力，就是社会权力。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4]231多元的利益集团必然形成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矛盾激烈冲突的公民社会，其表现为社会权力之间的冲突、社会权力与其成员权利的冲突、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结构。（三）社会权力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动力和源泉郭教授之所以强调社会权力，强调公民社会建设，是因为他洞察到社会权力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动力，公民社会是孕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土壤。但他认为民间社会的改革力量，特别在于草根阶层，政治改革关系这些阶层的生存和自由，因而他们是今后推进进一步改革的主要动力：改革开放中被边缘化、经济上、政治上受压抑的弱势群体、草根阶层，运用其所拥有的政治人权，遵循民主、法治的路径，通过维权活动与斗争、网络舆论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和争取经济利益。
在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人权的内容由政治权利延伸到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权利。人权概念是他法学思想的出发点。
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一种伦理实体，是提高到了普遍形态的精神实体。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
本文拟聚焦郭教授在近十年，特别是其八十岁以后的新著，结合其思想体系，从其人权观切入，剖析他的社会权力思想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宪政建设的重要意义，解读他对政治人权、公民权、公民社会、社会权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宪政社会主义等相互联系范畴的真知灼见。公民权是有特定含义的、被国家宪法确认的国民的政治权利，所以马克思称它为公权利，以与私人的私权利相区别。
他们虽有积极要求改革的需要与追求，但是作为有产者，他们也极容易被垄断集团、贪腐集团、权贵集团吸收或与其勾结，成为改革的又一阻碍。[14]郭教授将突破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困境的动力，寄希望于社会权力的进一步彰显。对国家治理工作提供社情、民情的依据。要思考怎样培育、发展社会权力，怎样运用社会的力量来推动我们的政治改革、社会改革。
黑格尔市民社会的蓝图，反应了当时普鲁士国家的现状。有人说：连饭都没有吃的，民主、自由对他有什么用？这种论调，以为对人民只要求满足动物般生存需要就够了。
第一，关于社会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影响。[3]118郭教授从生存权与政治人权关系的角度，深刻反省了我国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历史，明确提出，生存权固然是一种基本人权。
政治人权应是我国现今的首要人权。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整体的生存权问题已有了基本的保障，不能说现今生存权还是首要人权。
中国法律的新作用将是，由法作为国家单向控制社会的工具，转到法成为国家与社会双重自控与双向互控的工具，逐步实现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每当人民的生存权恶化时，人民便行使其政治人权来争取自己的人身、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民社会的主体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希望表明和积极确定自己的存在是政治的存在。对社会权力的影响力、支配力的作用范围进行限制，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与社会权力的自由行使，而不是采取限制使得失去其保障自身利益的能力。
公民社会是在私人社会基础上形成的。如果这些权利仅由单个人分散行使，其影响力则很小，很难形成政治压力。
[2]123他历经革命战火纷飞和政治风云变幻，深知人间真爱的宝贵，具有悲天悯人的人本主义气质。这些对我的思维方法的训练和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以致后来在反右运动中批判我的‘修正主义时，有人追究其根源竟认为是读资产阶级特别是黑格尔的书‘太入迷了。
[14]34-35郭教授的上述判断，反映了他对上层改革力量的某种失望。[4]234-240郭教授认为未来政治改革的阻碍力量有二：一是，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与资本相结合，形成的垄断利益集团、贪腐集团、权贵集团。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